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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征收管理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暂行办法
财监字〔1997〕56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明确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以下简称专员办事机构）对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的征收管理职责，做好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的征收管理工作，加强中央预算收入的监督管理，保证中央预算收入及时收缴入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是指由财政部授权专员办事机构负责就地征收、监缴的中央预算收入中不属于税收收入的国有资产收益、三峡基金、电力建设基金、民航机场管理建设费、旅游发展基金、烟草商业专营利润、碘盐基金等专项收入以及其他收入。
第三条 有关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的开征范围、标准（比例）、时间以及停征、减征、免征、缓征，必须按照国务院和财政部有关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管理的具体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有关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管理的规定，擅自扩大或缩小征收范围、提高或降低征收标准（比例）、提前或推迟起征时间，擅自决定开征、停征以及减征、免征、缓征的规定。
第四条 按有关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管理的规定负有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直接申报缴库义务的单位为缴纳人，负有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代收代缴、代扣代缴义务的单位为代缴义务人。
有关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管理规定中未明确代缴义务人的，专员办事机构可以与有关部门协商确定代缴义务人，并上报财政部备案。

第二章 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的征收管理
第五条 缴纳人、代缴义务人应按国务院和财政部有关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管理的规定缴纳、代收代缴、代扣代缴各项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
第六条 缴纳人、代缴义务人应在有关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开征之日起60日内，持有关资料，到当地专员办事机构登记。
第七条 缴纳人、代缴义务人必须按照专员办事机构的规定，设置有关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的帐簿，使用合法、有效的收费凭证和缴款凭证记帐，进行核算。
第八条 代缴义务人在履行代扣代缴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时，必须使用合法的票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印制有关票据。
第九条 缴纳人、代缴义务人必须按照有关规定确定的保管期限保管有关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的凭证、帐簿、报表及其他有关资料。凭证、帐簿、报表及其他有关资料不得伪造、变造或擅自损毁。
第十条 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的缴纳实行申报制。缴纳人、代缴义务人必须在规定的申报期限内向专员办事机构报送缴纳申报表或代收代缴、代扣代缴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报表、财务会计报表以及专员办事机构要求缴纳人、代缴义务人报送的其他有关资料。
第十一条 代缴义务人按规定履行代收代缴、代扣代缴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义务时，缴纳义务人不得拒绝；缴纳义务人拒绝的，代缴义务人应当及时报告专员办事机构进行处理。
第十二条 缴纳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按年计算，分月或者分季预缴。各专员办事机构根据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的有关规定，按月或按季就地征收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年度终了后，及时对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进行汇算清缴。
各地专员办事机构按规定向财政部报送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征管的月（季、年）报。
第十三条 专员办事机构征收非税性预算收入时，对其缴款书要认真审核，做到内容完整、数字准确，必须给缴纳人、代缴义务人开具“一般缴款书”。缴入中央金库的填列方法如下：“财政机关”栏填写“财政部”，“预算级次”栏填写“中央级”，“预算科目”栏按财政部当年制发的预算收入科目填写。
第十四条 缴纳人、代缴义务人未按规定设置有关帐簿，帐目混乱或收费凭证、收入凭证残缺不全，以及缴纳人未按规定的期限办理申报的，由专员办事机构责令纠正，并限期申报，逾期仍不申报的，专员办事机构有权根据国家财税法规，当地政府有关规定及其他资料核定其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应缴纳数。

第三章 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的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专员办事机构要建立对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申报解缴的稽查机制，对查出的违纪问题，专员办事机构按国务院和财政部有关规定就地处理，但对那些违纪事实不清、政策界限不明确的问题，专员办事机构要向财政部请示报告。对检查发现的混库问题，应就地及时予以调库。
第十六条 专员办事机构对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征管实施财政监督检查的程序，按《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后的〈财政部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财监字〔1996〕17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缴纳人、代缴义务人应接受专员办事机构检查，如实反映缴纳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的有关情况，提供有关资料及证明材料，不得拒绝、隐瞒。
第十八条 专员办事机构可以就财政监督事项的有关问题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取证。

第四章 罚 则
第十九条 缴纳人、代缴义务人在规定期限内不缴或少缴应缴的款项，经专员办事机构限期缴款，逾期仍未缴款的，专员办事机构除追缴其不缴或少缴款项外，还要按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及其他有关规定实施处罚。其中属于缴纳人、代缴义务人弄虚作假不缴或少缴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的，要从重处罚。
第二十条 缴纳人、代缴义务人与专员办事机构在缴款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规定上缴或者解缴款项，然后可以按有关规定审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缴纳人、代缴义务人对专员办事机构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后按规定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专员办事机构处罚决定照常执行。
第二十一条 专员办事机构必须认真履行职权，严格执法，正确行使征管职责。专员办事机构工作人员在征管工作中如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应征不征的违纪问题，致使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遭受严重流失，应按《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由专员办事机构连同中央非税性预算收入一并征缴的地方非税性预算收入，比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各地专员办事机构可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1997年10月1日起执行。


法治之关键在于民权观念之树立
——兼论当今贯彻“三个代表”对法治的作用

匡梓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2008班
430073 tel:027-87529217


基于我国特殊的国情，现代法律工作者就法治之建立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世界各国在走向法治的道路上，既要遵循共性的法治规律，又要适应个性的国情差异。”我翻阅了许多论文，再加上自己多次反复的思索，我认为，当今我国法治之关键在于民权观念之树立，在于认真贯彻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的思想。
无论国家的形式，社会的形式是什么，也不论国家采取的治理方式是什么，我觉得有一点
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一切的一切都必须能够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为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无论是法治还是人治都有一个终极的目的——保证民权的实现。因而，如果在整个社会中树立起了民权的观念，不管怎么样，至少可以保证法治终极目的的实现。
其实，我也深信这样一句话：“法治的精神意蕴在于信仰，一种宗教般虔诚而真挚的对法的信仰。”[1]要想在一个国家实现依法治国，必须全民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维护法律的权威。正如伯尔曼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然而，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中国虽然有着五千多年历史，但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宗教战争。国人注重的是实惠：信仰观音是为保平安：信仰财神是为发财：信仰文曲是为求功名。因而历史上很少有人会为纯精神上的事物去抛头颅，撒热血，也就不可能发生宗教战争。而且，“在传统的中国，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的是社会和谐，这也是支配人们思想的全部观念。”[2]因而，“中国要实现真正的法治具有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它绝不是急功近利的产物，也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理论的准备和证成，除此之外的任何观点和看法都势必具有方法论上缺憾—— 或多或少的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否则就是智识上的盲点。法治不能缺少理论的准备与证成，唯其如此，方才能摆脱方法论上的缺陷，并进而真正凸现法治的本来面貌。”[3]
所以，我们不宜急于提出依法治国观念，因为基于我们民族注重实惠这个特点，如果现实中所谓的法治不能达到他们期待的效果，就会被他们误解，他们就会认为法治不过也是一种骗局：中国的百姓对于统治者的欺骗已经习以为常了。正如杜宴林先生所说，“当现实法治陡现其真貌时，法治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就逐渐沦为一种稀疏平常的事物，真正的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也就无从培育，道理很简单，当一种为人所崇拜的东西在事后看来不过如此时，也即崇拜的东西露馅并没有带来人们期望的效果时，法治也就注定了命运的扭曲与失落，又没有足够的理论来予以证成，因而人们对法治也就逐渐缺乏了这种难言的崇拜，反而弃之如蔽履了。一提到法治就摇摇头说它没啥用，这势必使法治失去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而基于中国历史上已经形成了靠青天老爷来维护民权的观念这样一种实际情况，我们不妨先只继续提出民权的口号，事实上，或许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思想远比法治思想更容易为国人所接受。其实后来毛主席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口号，也是广为国人接受的反映民权思维的口号。只可惜我们没有将这个口号坚持下来。不过，现在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口号，这个口号是继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后的又一个反映民权思维的英明口号，我们如果贯彻好了这个口号，就会为法治思维的确立打好坚实的基础。理由如下:
民权思维有两个层面的要求，其一是要求统治者坚持天下为公，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家天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维占据主要地位，统治者一直把政权当成私有财产来经营，一旦碰到危及个人权力的情况发生，就会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去排斥异己。而百姓也习惯于“成者为王，败者寇”的思维，不会去管谁对谁错，更不会去管有没有违反法律。在这样的环境下建立法治，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而如果统治者树立起了民权思维，不以个人命运为重，做到依章办事，当好“三个代表”的话，向法治无疑迈了一大步。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只会相信实际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因而，正如姚建宗先生所说，“真正的法治必定抱持这样一个基本的生活信条：尊重生活，尊重每一个作为常人的普通百姓。惟有从常人的日常生活开始的法治，才是可能获得成功的法治；也惟有立足于常人的生活、时刻关注并最终落实于常人的生活之中的法治，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法治。”所以，他们只有看到国家政权的运行确实是依照有关规定，统治者确实是为了大众利益而不惜放弃个人利益，统治者没有越轨办事，他们才会对政权增加信心，才会去自觉按章办事。这样，社会的主流意识无疑会向公平，公正方向发展，而公平，公正恰恰是法治思维的内在要求。其二是要求民众敢于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要在民众中树立起这样一种观点：“每一个人都应当珍视自己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自觉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与自由；同时，更应当高度尊重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自觉地维护他人的合法权利与自由。”[4]这个层面是建立是在第一个层面建立的基础上的，但是这个层面又是相当重要的。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法治之所以难以建立，与公民维权思维的欠缺不无关系。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长期以来一直都是“皇权至上”，“官本位”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使国民往往都漠视自己应当具有什么权利，而且对统治者的违法侵权行为视若无睹，在这样的情况下，法治何以得立？而如果我国的百姓能够象西方一些国家的百姓那样，理直气壮地扛起“我是纳税人”的大旗，以主人翁的态度同一切违法乱纪的行为做斗争，主动用法律手段维护民事权利，整个社会的秩序感就建立起来了，这样的话，对第一个层面的巩固无疑意义重大。
综上所述,民权思维固然带有人治色彩，但是它却符合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法治国家的建立并不是制定几部法律，靠几个法律工作者的努力就能完成的，因为对法治国家的建立起决定作用的法治思维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并不是靠几个法律工作者的呼喊就能达到效果的，它需要一个过程。而如果急功近利，往往会适得其反，这一点前面已分析过了。因此，当前我们要做的只是在民众中普及民权观念，等民权观念形成以后,法治也就相差无几了,.而当今要普及民权观念,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在公务员中贯彻好“三个代表”的思想,另一方面就是在群众中普及权利意识..

参考资料：
[1]姚建宗: 【原文出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3] 杜宴林:<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方法论的检讨与重整> 检察日报2000年03月15日
[4] 姚建宗: 检察日报2000年0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