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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警察形象建设的思考

柳 青 梅

　　【内容提要】文章通过对影响警察形象的原因进行分析，阐述了加强警察形象建设的必要性，提出了人民警察形象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内强素质，外塑形象”。
　　【关键词】警察形象 建设 思考
人民警察形象代表着国家、政府，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树立良好的人民警察形象，对维护党的领导，维护政治稳定，维护社会安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加强警察形象建设，就必须双管齐下，坚持“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方针，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可亲、可爱、可敬的警察形象，沟通警民感情，改善警民关系，最终形成警民共治的良好局面。本文拟就警察形象问题作一探讨。
　　一、警察形象的含义及影响警察形象的原因
　　何为警察形象？形象是指一个社会组织及其行为通过传播在公众心目中所确立的综合印象，即公众对一个社会组织的全部看法和总体评价。而警察形象则是指人民警察给予人的直观的、具体的、形象化的总看法、印象或感受，即社会公众对警察的总体评价。它是民警价值观念、职业素质、道德修养、廉政意识、服务作风、办事效率、警容风纪的综合反映。警察形象体现了公安机关的精神风貌，是民警内在精神品质和外在行为方式的集中体现，包括仪表形象、纪律形象、业务形象、服务形象和知识形象等。
近年来，公安机关一直在转变管理理念，强调树立新型的、更富人情味、值得信赖的警察公众形象，在加强队伍建设、改变警察形象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如执行“五条禁令”、开展“三项教育”、推出警察卡通形象、警察形象大使等一系列活动，使警察的总体形象有了明显地变化，服务热情、工作规范、执法文明等形象，在人民群众中得到树立。但是，公众眼中的警察形象还是不尽人意，有的甚至不堪入目。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来自公安机关内部的原因。
　　1、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第一，由于人事管理上进口不严，出口不畅，导致少数素质低下的民警进入公安队伍，影响了队伍整体形象；第二，少数民警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淡薄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动摇，反映到职业道德、职业责任、职业纪律等方面，出现了许多社会群众不满意的行业不正之风，问题虽然发生在极个别民警身上，但性质恶劣，后果严重，影响极坏，严重败坏了警察整体形象，破坏了警民关系。
　　2、日常执法工作不尽人意。一是落后的管理方式，与社会、大众的需求产生较大的距离，机械呆板的工作方法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造成群众对公安工作绩效不满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安机关的声誉；二是部分民警执法不够规范，以罚代刑、以罚代教、以罚代拘等“三乱”现象时有发生，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三是公安宣传工作不力，未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3、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治警不严，惩处不力，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不能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一方面队伍中少数害群之马未能得到及时处置，不能使得后来者引以为戒；另一方面，无法约束民警的思想、行为，导致民警违法违纪现象屡禁不止。
　（二）来自群众方面的因素。
　　1、期望过高，失望越大。相当一部分群众把民警当作“神”而不是当作“人”来看，他们希望民警是万能的，既是侦察破案、打击犯罪的能手，又是排忧解难、保护社会安宁的卫士。然而，一旦希望无法及时实现，消极的看法就会产生，进而可能转化为负面效应。
　　2、认识偏颇，混淆视听。在频繁的警民接触过程中，一些群众由对少数民警形象、作风的非议甚至鄙夷而形成对民警群体的错误认识；由对一些民警工作绩效的不满意导致对公安机关职能作用的怀疑；由极少数民警身上存在的违纪违法问题产生对整个公安队伍的不信任。这些有失偏颇的认识因素交织在一起，造成警民隔阂。
　3、认知有限，造成误解。由于部分群众法律知识有限，对刑法等实体法有所了解，而对刑事诉讼法等程序法知之甚少，特别是对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和刑罚的执行等有关规定不够了解，以致对正常的警务活动产生误解。例如取保候审、保外就医、假释、监外执行等正常法律措施，常因人犯“复出”而被群众误解为徇私舞弊的司法腐败行为，由此产生不满和对立情绪。
　　（三）来自社会其他方面的原因。
　　1、行政干预，滥用警力。一是由于公安机关执法权限较大，一些地方党政部门往往将公安机关当成万能钥匙，其他部门一遇上难办的事就让警察去管，无形中扩大了公安机关的对立面，从而损害警察形象；二是非警务活动过多，损害警民关系，影响民警的执法形象。
　　2、鱼目混珠，损害形象。六、七十年代，穿制服、戴大盖帽的行政执法者唯有公安一家，在老百姓眼里公安机关就是“大盖帽”，代表的是政府形象，有着绝对权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各类行政执法人员不断增多，工商、交通、财税、城管、卫生及联防保安等各式“大盖帽”满天飞，由于素质参差不齐，加上假冒警察招摇撞骗，严重影响了“大盖帽”在群众心目中的整体形象和威望，也使公安机关的形象受到损害。
　　3、保障不力，经费不足。首先，因公安经费保障不足，使正常工作无法开展，“以罚代刑”、“以罚代拘”现象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警察的文明执法形象。其次，警力不足，任务繁重，战役过多，超负荷工作，而经济利益却得不到保障，挫伤了广大民警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影响了民警的执法服务形象。
　　二、加强警察形象建设的必要性
　　公安工作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公安机关是党委政府与群众间最主要的沟通桥梁。民警是公安机关联系和伸向社会公众的触角，扮演着党委政府的公共关系人员的角色。公安民警的形象直接影响着党和政府以及公安机关的形象。因此，建立人民警察的良好形象，意义重大。
　　（一）加强人民警察形象建设是新时期公安机关完成新的历史使命的需要。“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是公安机关在新时期肩负的三大政治和社会责任。没有良好的警察形象，公安工作就不可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就不可能完成任务。只有加强警察形象建设，才能造就出一批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合格人才，才能从容应对并正确解决各种复杂问题，更好地完成公安机关的光荣使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公安机关应有的贡献。
　　（二）加强人民警察形象建设，是深入贯彻和努力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需要。人民警察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与其一脉相承。通过形象建设，人民警察可以更好地为民、爱民，让人民满意。
　　（三）加强人民警察形象建设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需要。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实施，法律体系越来越完善，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对人民警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警察的言行不当也越来越容易引起广大群众的误解或纠纷。因此，只有良好的警察形象，才能更好地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四）加强人民警察形象建设是树立新形势下警察公共关系理念的需要。加强警察形象建设，有利于不断促进警察与社会各阶层群众的沟通，实现警察与群众零距离接触，在与群众密切接触中树立和改善人民警察形象，在经常沟通与交流中达到对公安工作的理解，从而树立警察公共关系新理念，使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方针在新形势下得到更好的贯彻落实。
　　三、人民警察形象建设的目标
警察形象应是人民公仆形象，让人民满意的形象。因此， 人民警察形象建设的目标就是提高全体民警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树立起诚心为民的公仆形象、严格执法的文明形象、爱岗敬业的良好形象和安于淡泊的廉洁形象。加强人民警察形象建设，改善警民关系，就必须与时俱进，坚持“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方针，多策并举，多管齐下，使人民警察高大形象在群众中不断得到升华。
　　（一）内强素质。
　　俗话说：“身正不怕影斜”。说到底，一个部门的形象是自己树立的，警察形象的好坏不是由别人吹捧或批评所决定的，是警察自己掌握着形象毁誉的“切换键”。因为，警察形象中的仪表形象、社会形象是外在的，而服务形象、执法形象是内在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在形象决定和制约外在形象，而内在形象又是由素质决定的。因此，要塑造良好的警察形象最重要的是练好“内功”，在提高素质上花气力，着重提高警察自身素质和管好警察自己。
　　1、提高民警思想认识，不断增强五个意识。一是服务意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展和完善，特别是入世之后，政府的职能已由“管理”向“服务”转化。对于公安机关来说，“服务”决不是警务工作份外的负担，而是一种法定的、必须履行的职责，是应该提倡的职业精神和美德。因此，新时期的公安机关是集专政、打击、管理、服务于一身的多元职能的公安机关。民警只有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寓管理于服务中，才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让群众满意。二是宗旨意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人民警察的执法水平和服务质量要求更高，只有增强宗旨意识，认真思考和研究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改进工作方法，完善服务态度，提高办事效率，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才能树立起人民警察诚心为民的公仆形象。 三是“诚信”意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社会“诚信”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所谓“诚信”，就是诚实守信，即诚心为善并付诸实践，履行承诺而取得他人的信任，这是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的一贯要求，也是我国加入WTO后的公安工作更好地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公安机关作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公安机关的信用是政府信用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和声誉。因此，公安机关既要做社会信用体系的管理者、维护者，更要成为社会信用体系的示范者、实践者。四是法律意识。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追求平等、尊重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烈，对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文明执法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公安队伍整体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尊重法律、保障人权”是现代警察所必须树立的执法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执法为民，实现司法公正，在群众心中树立人民警察严格、公正执法的文明形象。五是形象意识。形象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形象反映素质，折射作风，表现文明，影响声誉，影响环境，所以有人说：“形象重于生命”。“树立公安民警的良好社会形象”，这既是胡锦涛总书记对公安机关提出的最新要求，也是公安大讨论要实现的一个重要目标。
　　2、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规范警务活动和民警管理。良好的形象，要靠制度规范和制约。只有通过对公安机关的工作、行为、装备进行规范，有效提高队伍的工作效能，重塑“文明之师、威武之师”，才能有效改善警民关系，实现警民共治。一要继续贯彻落实“五条禁令”、《人民警察内务条令》，加强警容风纪形象建设。警容风纪是警察形象和素质的外在表现，是展示警察风貌的窗口。人民警察讲究礼仪，保持严整的警容，目的在于展示公安机关的优良作风，做到举止文明，令行禁止，朝气蓬勃，雷厉风行，在行为举止方面显示出人民警察的威严，把他们铸造成新时代人民卫士。二要健全业务培训机制，落实业务知识培训制度。只有通过多种形式的严格培训，有效提高民警政治素质、法律素质和实战技能，才能保证执法水平和执法质量，改善执法形象。为此，要努力提高队伍的科技水平、执法水平、行政管理水平和口才交际能力。三要建立健全人事管理制度，使民警队伍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保持队伍纯洁。要大力推行岗位目标责任、末位淘汰和竞争上岗、双向选择等制度，增强广大民警竞争和危机意识，充分调动民警的工作积极性、增强民警的岗位责任感和荣辱感，以良好的工作姿态树立人民警察爱岗敬业的良好形象；要以“治长”为重点，以“从严”为核心，建立健全从严管理队伍的制度，坚持教育与处理并举，对民警实行“严治、严管、严教、严查”，加大对违法违纪问题的查处力度，从根本上改善公安机关的执法形象和服务水平；要建立健全用人制度，严把“进口”，畅通“出口”，严格执行“凡进必考”制，从源头上把住进人关，大力清理不合格人员，下大力气治理和解决刑讯逼供、滥用职权等问题，并将其与“治警打假”有机结合起来，确保队伍纯洁。
　　3、解决经费保障，改善警察形象。解决经费保障，让警察不再有后顾之忧，势必极大的调动警察依法履行职责的积极性，确保社会安定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促进治安环境的进一步好转，有利于改善警察形象，密切警民关系，意义重大。
　　4、提高公安工作绩效，努力创造安定的社会治安环境。社会稳定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是繁荣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公安机关必须牢固树立稳定第一的思想，把维护稳定置于头等重要的位置，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依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依法严格治安管理，保护国家、集体财产安全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维护良好的治安秩序。这是树立人民警察社会形象的基本要求。
　　5、落实警务公开制度，加强和改进工作作风，促进形象转变。警务公开是把为人民服务承诺落在实处，使为人民服务具体化和规范化。实施警务公开，提高公安工作的透明度，减少公众和警察合作的盲目性，增加了公众对警察的理解和支持，有利于警察加强服务意识和提高工作质量，促进形象建设。
　　（二）外树形象。
　　俗话说：“三分长相，七分打扮”。要树立起良好的警察形象，除了警察自身表现要好外，更要借助外力，提高警察的影响力。外树形象，简单地说，就是运用警察公共关系新理念，展示现代人民警察新形象，即提高警察组织自身的影响力，为社会提供最佳服务，树立良好的组织形象，争取更大更多的公众支持，获得最佳的组织效益和社会效益。
　　1、加强与外部的沟通联系，争取各种组织、团体和社会公众的支持与协助。一是要与人大、政协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公安机关聘请的党风警风监督员保持密切联系，经常听取他们对公安工作的意见；二是要经常与纪委、监察、信访等部门保持联系，与基层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密切合作，征询意见；三是要加强与民间社团的联系，邀请他们前来参观、座谈，获取他们的支持；四是要深入社区、农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通过请人民监督员、设立民警违纪举报投诉电话，邀请舆论监督等形式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监督作用，改进警察队伍中的不良作风，促进人民警察形象建设。
　　2、利用新闻媒介，增强公安工作的透明度。新闻媒介主要指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书籍等大众传播工具。公安机关要充分利用报纸、刊物等传播工具，宣传公安工作。一是要向社会宣传有关公安工作的法律法规，通过宣传教育，使警民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上达成共识，从而为公安工作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创造一个有利于严格执法的社会环境。二是要大力宣传公安机关在履行职能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和取得的成绩，既要宣传民警的工作，也要反映民警的疾苦，以唤起群众对民警的理解，加深警民之间的感情交流。三是要大力宣传公安队伍的模范典型，挖掘题材，创作精品，教育感染群众，让群众真正了解公安民警、信赖公安民警。四是要向群众公开和宣传公安机关的办事制度，提高工作透明度，构筑一个有利于密切警民关系的社会环境。五是要正确把握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减少公开曝光，防止产生负面效应。六要要开设与民沟通的渠道。如设立警民论坛，征集交流话题，搭建警民心与心沟通的桥梁，组织开展亲民活动，实现警察与群众的零距离接触，加强沟通，促进理解，树立形象。
　　3、要建立形象危机处理机制。公安机关应建立起形象危机处理机制，指定专人，保持与各种宣传部门的密切联系，及时跟踪和分析新闻媒体和网站关于公安机关的舆情动态，发现危机苗头立即采取措施。对于在社会上造成较大影响的公安负面报道，要及时沟通情况，尽快调查处理，并主动与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协调，表明公安机关对问题的态度和处理的决心；对于经调查属实的报道，及时通过新闻媒体公开处理结果，消除负面影响；对于经调查不属实的报道，迅速通过新闻媒体澄清事实真相，以正视听，防止负面炒作。
　　总之，人民警察形象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只有抓好人民警察形象建设，才能永葆警察形象的正义性、纯洁性、公正性。公安机关必须高度认识新形势下加强警察形象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积极探索转变警察形象的长效机制，适时进行警察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把警察队伍真正建设成为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高素质队伍。
（作者柳青梅系福建省大田县公安局均溪派出所科员366100）


上海邦捷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门普来新材料实业有限公司等侵犯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03）浦民三（知）初字第9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4）沪一中民五（知）终字第2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根据员工侵犯企业的商业秘密的表现形式，可能存在着三种性质的行为，即违约行为、侵权行为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当企业选择以侵权对其员工提起诉讼时，需明确该员工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侵权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并综合考虑举证责任的难易，或经济补偿的多少等问题。

三、基本案情
1999年5月，原告门普来公司完成ls－1涂料的研制，并将该产品投放市场。2001年2月，门普来公司的“高科牌ls－1涂料”被评为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1997年6月起，被告金某进入原告门普来公司从事新型涂料研发工作。在生产中，金某具体负责开投料单工作，投料单上配料名称都用代号而不用实际的原料名称，投料单使用后收回，统一由总工程师保管。故在此过程中，金某掌握了ls－1涂料的配方和工艺。在2000年3月1日，门普来公司与金某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其附件《员工保密规定》第（一）条明确规定了“保密信息” 的具体内容，其中“技术性的”、“制作方法、配方”包括在内。
2001年5至6月，张某（邦捷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经介绍约请了金某，邀请金某到其即将厂里的邦捷公司工作，并许诺给金某以更好的待遇。同年6至7月间，金某向门普来公司请病假，开始为邦捷公司生产涂料做准备。6月15日，金某与利时装潢公司（由张某担任总经理）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实际并未在该公司工作，而是为邦捷公司成立后生产涂料做筹备工作。7月2日，金某以需要学习和调养身体为由向原告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7月5日，邦捷公司正式注册成立，张某任该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7月16日起，由金某投料并负责技术指导的邦捷公司产品gwz－1涂料开始投向市场。
8月16日，金某在交给门普来公司的承诺书上签名，其中约定自离职之日起3年内，金某不到生产与门普来公司类似产品的公司工作，亦不从事与在门普来公司在职期间的相关工作，遵公司的《保密规定》等，并约定若损害公司利益，将被追究违约的法律责任，并赔偿人民币2万元。随后金某正式办理了离职手续，移交了技术资料，但其却将记载有部分试验数据的笔记本及“ls－1试验情况汇总”带到了邦捷公司。后金某在邦捷公司任总工程师和科研开发部经理。
2002年4月，原告门普来公司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安局报案称，金某、邦捷公司侵犯其技术秘密。浦东新区公安局开展了案前调查，将获取的邦捷公司产品与原告产品委托上海市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进行检测，后又将检测结果及原告的技术资料交上海市科委组织专家进行鉴定。经鉴定，结论为：门普来公司研制的高科牌ls－1涂料的生产技术及配方中具有不为公众所知悉的内容，包含模数控制等三方面；邦捷公司生产的建科牌gwz－1涂料的配方、生产工艺流程等与门普来公司研制、生产的高科牌ls－1涂料的生产技术及配方基本相同，两者属相同产品。2002年7月23日，浦东新区公安局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7月25日、26日分别对金某、张某刑事拘留，8月31日对金某、张某取保候审。
2003年5月，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邦捷公司、张某、金某侵犯商业秘密罪作出刑事判决，以邦捷公司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以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分别判处金某拘役四个月、罚金人民币1.5万元，判处张某拘役六个月、罚金人民币2万元。三被告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03年12月3日，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因张某在二审期间有悔罪表现，故改判张某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罚金人民币2万元，其余均维持原判。
后门普来公司以金某、邦捷公司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四、法院审理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告门普来公司经多年研制成功的ls－1涂料的技术及配方中含有不为公众所知悉的内容；该技术能提高涂料的使用性能，具有实用性和经济价值；且原告对该技术通过制定保密规定、与关键技术人员订立保密协议等方法，采取了保密措施。故法院确认原告ls－1涂料的技术、配方中与专家鉴定确认的三方面密点有关的内容，属于原告的商业秘密。
被告金某直接参与了原告ls－1涂料技术的研发，掌握了该涂料的技术及配方，在明知该技术属原告所有且其本人承担保密义务的情况下，仍接受邦捷公司邀请，在未正式离开原告之前就使用原告的技术为邦捷公司生产含有相同技术内容的产品，并在之后的一年内，使用该技术为邦捷公司生产了10万余公斤的侵权产品。其直接将原告的技术秘密使用于邦捷公司生产的产品，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邦捷公司明知金某来自原告处，在自己的公司未作技术投资的情况下，公司一成立就依靠金某生产出了gwz－1涂料。由此，可以认定邦捷公司主观上有使用原告技术的故意，客观上实际使用了原告的技术秘密，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据此，法院认为邦捷公司与金某的行为共同侵犯了原告的商业秘密，构成不正当竞争。故最后判决：被告金某、邦捷公司停止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原告门普来公司的涉案商业技术秘密；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 75万元（在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履行）；并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共同在报刊上刊登道歉启事。
判决后，邦捷公司不服，向上海市一中院提起上诉，上诉的主要理由是：上海市科委出具的鉴定报告存在相关程序问题；一审法院判决的经济赔偿数额有误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门普来公司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金某辩称：其与门普来公司未签有保密协议；门普来公司的技术是公开可以查询到的；邦捷公司的产品是其在邦捷公司利用自己的技能开发出来的，和门普来公司的产品完全不一致，故应重新鉴定；判决的经济赔偿数额有误等，故被上诉人金某认为原审判决不公正，请求法院撤销原判。门普来公司则同意一审判决。
上海市一中院经审理后，确认被上诉人门普来公司研制的高科牌ls-1涂料的生产技术和配方中有关技术为其商业秘密；被上诉人金某的行为侵犯了门普来公司的商业秘密，其在承担刑事责任外，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上诉人邦捷公司在明知金某披露、使用了门普来公司商业秘密的情况下，仍依靠金某所掌握的门普来公司的技术生产与门普来公司相同的产品，上诉人的行为亦构成对被上诉人门普来公司商业秘密的侵犯，且与金某具有共同侵权的故意，应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被上诉人金某认为其与门普来公司未签过保密协议，门普来公司的技术是公开的等辩称，以及上诉人邦捷公司认为鉴定结论有误，应重新鉴定、法院对案件事实认识不清、一审判决的经济赔偿数额有误等上诉理由，因与事实不符，且无足够证据证明，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根据员工侵犯企业的商业秘密的表现形式，可能存在着三种性质的行为，即违约行为、侵权行为及不正当竞争行为。有时，员工侵犯企业商业秘密的行为可能同时符合以上两种或三种行为的构成要件，这时候就存在着责任的竞合，如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形，由于二者的构成要件、归责原则、举证责任、时效、诉讼管辖等均不同，依据我国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司法实践中允许受害人就上述两种请求权做出选择。本案中，门普来公司选择以侵权行为来对金某、邦捷公司提起诉讼。故我们也借此主要来谈一下当企业选择以侵权对其员工提起诉讼时的法律保护问题。
员工侵犯企业商业秘密的侵权行为与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相一致。包括：（1）侵权行为的存在。商业秘密属于企业的知识产权，员工不正当泄露、使用企业的商业秘密或做出任何侵害、破坏企业商业秘密的行为，即侵害了企业的民事权利；（2）损害事实的存在。由于员工对企业商业秘密的侵害，给企业造成了现实利益的损失，或使企业丧失了潜在的竞争优势；（3）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员工侵犯企业商业秘密的行为与企业所受损失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4）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即员工对于企业商业秘密的侵害行为具有主观上的过错，包括故意及过失。由于员工与企业间的商业秘密纠纷主要是基于保密义务和竞业禁止合同而产生的，在劳动者的违约行为同时侵犯了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强制性规定时，即产生了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在审理员工侵犯企业商业秘密是否构成侵权行为时，由于法院通常适用《民法通则》来对侵权案件进行审理，而《民法通则》针对民事侵权所作的是较为普遍性、概括性的规定，未对商业秘密的侵权行为确立具体的行为、执行标准，故很难以此来界定行为人的行为性质、侵权程度等。同时，由于侵权行为适用的是民法上“谁请求谁举证”及“过错责任”原则，故对商业秘密权利人的举证责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其无法提供相应的被侵权人侵害商业秘密的证据，及无法证明侵权人是否存在过错时，其主张很难被法院所支持。故在实务操作中，商业秘密侵权诉讼获胜者极少，大部分案件多以诉讼调解结案。
因此，在企业选择以侵权、违约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来对员工侵犯其商业秘密的行为提起告诉时，企业需对案件的实际情况、举证责任的难易、可获经济补偿的多少等诸多方面作综合考虑后，选择一个最佳的诉由。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