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锡兰政府邮政包裹协定实施细则
中国政府 锡兰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锡兰政府邮政包裹协定实施细则
（签订日期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２８日 生效日期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２８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锡兰政府，根据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签订的邮政包裹协定第二十九条第四款的规定，就实施协定的有关事项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转运
一、缔约每一方邮政应利用运递本国包裹所用的邮路和运输工具，运递对方邮政发由它经转的包裹。
二、误发的包裹应由收到这项包裹的邮政利用最直接的邮路发往正确的寄达地点。
第二条 运寄方式－－邮袋的供给
一、包裹应由缔约双方的邮政主管机关协议指定的互换局装入妥为包装和封口的邮袋内交换。
如果没有相反的协议，两缔约国之一经另一国转寄的包裹应当采用“散寄”方式。
二、缔约每一方邮政应各自供给封发它的包裹所需要的邮袋。邮袋上应标明原寄国或原寄局名称。
三、写明原寄局和寄达局名的袋牌应拴挂在邮袋颈口。在袋牌背面应写明邮袋内所装包裹件数。装有航空包裹的邮袋，在袋牌上应有“航空”标志。
四、每袋包裹的重量不应超过三十五公斤或八十磅。
五、空邮袋应在下一次邮班退回原寄国邮政主管机关指定的互换局。退回空袋的数目应登在退回空袋清单上。这项清单应编列年度顺序号码。缔约每一方邮政对于没有退回的邮袋，可以要求对方按价补偿。
第三条 供给资料
缔约每一方的邮政主管机关应将有关交换包裹的必要的详细事项通知对方邮政主管机关，并提供以下资料：
１．可以经由该邮政转寄包裹的寄达国家的名称；
２．该邮政对于经转寄往各寄达地点的包裹应收运费总数；
３．其他必要的资料。
第四条 折合率的订定
缔约双方的邮政主管机关在制定包裹资费时，有权采用对于本国货币适宜的接近的折合率。
第五条 包裹的包装
每件包裹都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寄件人和收件人的姓名地址，应清晰和准确地用拉丁文字或寄达国通晓的文字写在包裹上或写在牢系在包裹上不易脱落的签牌上。这项姓名地址不可以用铅笔书写，但在预先润湿的封皮上用不脱色铅笔书写的可予收寄。应劝告寄件人在包裹内附封一张寄件人和收件人姓名地址的签条。
２．包裹的包装应能经得起长途运输，并且能保护内件。
３．包裹内如果装有能伤害邮局工作人员或污损其他包裹的物品，它的包装方法应能避免一切危险。
４．每件包裹的封皮上应留出足够的地位，以备书写有关邮务的各种事项，粘贴邮票和签条。
第六条 特别封装
一、流质和易于溶化的物质应用双层包装。在第一层包装（瓶、罐、匣等）和第二层包装（金属的、结实木料或同样结实的硬纸板制成的箱匣）之间，应留有空隙，并用木屑、糠麸或其他吸水物料填满，以便在容器破损时将流质吸尽。
二、有色干粉末如靛青等，必须先装入坚固的金属箱匣内，然后再装在木匣内，两匣之间并且用木屑填满。
无色干粉末应装在金属、木质或硬纸制成的匣内，匣外再套以布袋或羊皮纸的口袋。
三、装有易燃影片的包裹应在包裹封皮和发递单上粘贴显明的签牌，并用黑字注明“切勿近火、热和有火焰的灯”或类似的字样。
四、宝石、金银首饰、白金或其他贵重物品应装在结实的木质或金属匣内，外面再用布或厚纸包装。
第七条 发递单和报税单
一、每件包裹应随附一份发递单和必要份数的报税单。每件包裹需要随附报税单的份数，缔约双方的邮政主管机关应互相通知。发递单和报税单应同包裹清单附在一起。
二、缔约双方邮政对报税单的正确性不负任何责任。
第八条 顺序号码和寄发地点
每件包裹和它的发递单上应注明顺序号码、寄发局名和寄发日期。同一寄发局不可以同时使用两套顺序号码。但是如果每套顺序号码都有显著标志可以区别的，不受此限。
第九条 改寄
一、误发的包裹应由收到这项包裹的邮政作为散寄它经转的包裹处理。如果收到的运费还不够支付改寄这项包裹所需要的支出，它应向误发这项包裹的邮政收取不足的款数，并用验单将收取款项的理由通知该邮政。
如果将误发的包裹退回给直接寄来这项包裹的国家时，退回包裹的邮政应退回已收的资费，并用验单将这项错误通知该国邮政。
二、如果是由于邮局的错误而误发的包裹必须退回原寄局时，退回包裹的邮政应将收到的资费退还给原寄邮政。
三、包裹因收件人住址变更或因寄件人的错误而改寄第三国时，这项包裹的运费除了在改寄时付清的外，应由改寄包裹的邮政向新寄达国邮政索还。改寄时已预付运费的包裹，即作为由改寄国直接寄往新寄达国的包裹处理。
四、包裹改寄时应保持它原来的封装并随附相关发递单。如因任何原因需要重新封装时，这项包裹的原寄局名和原编号码应在封皮上写明，并应尽可能注明包裹的交寄日期。
第十条 无法投递包裹的退回
一、无法投递包裹的寄件人所提出的处理办法，如果不符合本协定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寄达局可以不予照办，在寄达国本国规章所规定的保管期限期满后将包裹退回原寄国。
二、由于无法投递退回寄件人的包裹，寄达邮政应在包裹和它所附的发递单上简要地注明无法投递的原因。这项说明可以用笔写明，也可以用戳记或粘贴签条注明。
三、退回寄件人的无法投递包裹应在包裹清单备注栏内注明“无法投递”或类似字样。这项包裹应作为由于收件人住址变更而改寄的包裹处理。
第十一条 变卖－－销毁
根据本协定第十五条规定变卖或销毁的包裹，应将变卖或销毁事项编成记录单，并将记录单副份随同包裹发递单寄送原寄局。
第十二条 查询
查询包裹应使用同国际邮政间习用单式相类似的单式。这项单式应寄往双方邮政主管机关所指定的邮局，并按照双方邮政主管机关所商定的办法处理。
第十三条 包裹清单
一、包裹总包应随附包裹清单一式两份。正份应交正常邮班寄发，副份应装在邮袋内。装有包裹清单和其他文件的邮袋，应在袋牌上明显地注明“Ｆ”字样。
二、包裹的号码、重量和应收或应付的资费，都应逐件登列在包裹清单上。
组成每一总包的总袋数，也应登列在包裹清单上。
三、改寄或退回的包裹应分别逐件在包裹清单上注明“改寄”或“退回”字样。这些包裹应付的资费应在相关栏或备注栏内注明。
四、寄发互换局应在包裹清单的左上角按每一寄达互换局编列年度的顺序号码。每年的最末一次号码应在下一年的第一号清单上注明。对于交由海路和航空运输的包裹，并尽可能将载运这些包裹的船只名称或航空线名称，在包裹清单的号码下面注明。
第十四条 互换局的查核－－对于各种差错事项的通知
寄达互换局收到包裹总包后，不论是包裹还是空袋，应按照所附的包裹清单上所载的项目进行核对。如果发现缺少、账务方面差错或其他错误，应立即用验单通知寄发互换局。
第十五条 资费的结算
一、缔约每一方的邮政主管机关应责成它的互换局将对方邮政主管机关每一互换局发来的包裹，按照包裹清单上登列应收应付的总数按月编列报表。
二、上述报表内所列的总数，应汇总登入季度账单，并随附上述报表，在账单相关季度的下一季内寄送对方邮政主管机关审核。
三、上述季度账单经缔约双方的邮政主管机关核对和签认后，由收款一方的邮政主管机关汇总编制半年度总账单一式两份。
第十六条 账目的结算
一、付款一方的邮政主管机关应将应付的差额通过中国银行和锡兰中央银行汇付收款一方的邮政主管机关。必要时，也可以由双方的邮政主管机关协议用其他方法结付。
二、总账单的编制和寄发以及应付差额的结付，应尽速办理，最迟不得超过从有关账单终了日期算起的六个月的期限。这个期限期满以后，一方的主管机关应付给另一方主管机关的金额应从上述期限满期的那天起按百分之五的年息计算利息。
第十七条 有效期限
本细则自邮政包裹协定生效日起实施。它的有效期限同协定相同。
本细则于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科伦坡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三种文字，即中文、僧文和英文写成。中文和僧文的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如对条文的解释发生分歧，以英文本为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锡 兰 政 府
代 表 代 表
马 子 卿 切·库玛拉苏里亚
（签字） （签字）
传统法学思维的批判
??读《法律的经济分析》有感
摘要：《法律的经济分析》这部享誉世界的法律经济学著作,将经济学运用于许多非市场的行为，如，犯罪、起诉、离婚、意外事故、反种族歧视法等等，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全新的、广阔的、全方位的视角。效益被看作是法律的基本价值，法律的效益价值理论和经济分析方法是法学研究理论领域和方法论上的重大突破。本文试图勾勒出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学的思想轮廓，并对社会现实作出适当的反思，以求促进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建设。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 波斯纳 经济分析 效益
Abstract :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the widely praised book ,focuses on economic analysis of nonmarket behaviors such as crime, the legal process, marriage, accidents and anti-racialism .It supplys us with a new and unconventional method to think of laws. Posner's doctrine about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insists that efficiency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basic value of law. Its theory of efficiency value and method of economic analysis are a great breakthrough in law theory domain. This Note is intended to outline Posner's theory and reflects on the social problems, in order to consummate the law of market economy.
Key words :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Ponsner; Economic analysis; Efficiency
一、引言
经济分析法学（economic analysis of law）又称为法律经济学，是60年代初首先在美国兴起的西方法学思潮之一。法律经济学使法学的研究手段拓宽到经济领域，使法学研究的视野不再局限于公平正义的权衡、选择，从而为法学理念的重新定位开辟了一条法学与经济结合的新径。法律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首推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波斯纳，他被誉为70年代以来最为杰出的法律经济学家之一。其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法律的经济分析》全面地阐述了他的学说，标志着一个新的法学流派——经济分析法学派在学派林立的法学界已占据一席之地，为法学研究开辟了一块崭新的领地。
波斯纳在第一版中文版作者序言中指出,《法律的经济分析》旨在“将经济理论运用于对法律制度的理解和改善”；在第一篇导论中指出,《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的写作是建立在经济学是分析一系列法律问题的有力工具这一信念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经济学是人类在一个资源有限、不敷需要的世界中进行选择的科学”，将经济学看成是一门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理性选择的科学（the science of rational choice），即在这个世界，资源相对于人类欲望是有限的??资源具有稀缺性。它的假设是：人是对自己的生定目标，自己的满足，也即我们通常所讲的“自我利益”（self--interest）的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者。 而“人是其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这一概念暗示，人们会对激励（incentive）作出反应，即，如果一个人的环境发生变化，而他通过改变其行为就能增加他的满足，那他就会这样去做。这就是法律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二、法律经济学视角下的反思
（一）法律经济学视野中的法律基本概念
波斯纳认为，经济学与法学这种学科两分法将法学现象与经济学现象之间事实上的距离人为地夸大了。他认为，经济学对法律进行规范分析是一个有力的工具，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效率是一个公认的价值，表明一种行为比另一种更有效当然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传统的法学观念与此相差甚远。正是由于法律经济学与传统法学的分野，直接导致一系列由传统道德背景下所构造的法律概念在法律经济学的视角中发生变化、甚至冲突。因此，我们要了解法律经济学，就不得不重新对一系列的法律概念进行认识，笔者试图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对“法律”和“权利”作出一些新的诠释。
1．关于法律
中国传统的法学理论一般从意识形态出发，都将法律定位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但是在法律经济学的视角中，法律没有被披上太多的意识形态，而是更多地注重对社会的实际作用。因此在这里，法律表现出来的特征是实用性。在传统的视角里面，法律都是处在消极的地位，一般都是进行事后的调整，缺乏前瞻性；法律的改变多是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法律经济学却认为，法律除了事后的调整外，更多的应该注重事前的预防。因为损失的发生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弥补的，例如在一宗交通事故中，行人被机动车（司机存在过错）撞到而失去了一条手臂。交警当然会要求司机作出赔偿，赔偿，只是财富从司机一方转移到行人一方，社会的总财富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但是不管事后怎样弥补，行人还是失去了一条手臂，社会总财富减少了，因为行人不能再创造比以前更加多的财富。法律的前瞻性在这里显得非常必要。而法律经济学借助经济学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和手段，尤其是采取经济人假设和激励机制，预测人们对一定法律环境的的反应，从而制定一些更加有利于增进社会财富的法律。另外，法律制度必须符合成本效益分析。科斯第一定理告诉我们：法定权利的最初分配从效率角度看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交易成本为零；然而现实中，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是没有的，这个现在谁都知道，科斯当然比我们知道的更早，于是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现实世界，人们又推导出科斯第二定理：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情况下，权利的初始分配将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法律制度本身的运行是需要成本的，因此良好的法律制度一方面有助于节约社会成本，另一方面由于交易费用的降低，交易效率会随之提高，所以又会促进社会总财富的增加。法律一旦忽视交易成本的因素，则法律反而是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2．关于权利
关于权利，传统的法学理论习惯于从权利的静态，至多是从它的排他性出发，认为权利与权利之间是可以划清界限的，当严格依法界定并保护一个人的合法权利时，实际上也就界定和保护了他人的权利。然而，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写道：“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科斯认为权利具有“相互性”（reciprocal nature），纷争的产生源自社会资源的有限，问题不在谁对谁应付赔偿责任或免除损害责任，而是如何减少损害，只有从双方性的观点去看损害赔偿的问题，才能真正达到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目的，社会资源才能获得最有效率的运用。
（二）法律经济学在我国实践中的尝试
1999年沈阳市颁布了《沈阳市行人与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的主要精神可以概括为：在行人违反交通规则导致交通事故发生时，如果机动车方无违章行为，行人负全部责任。长期以来，大部分地区交通管理部门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实行的是“严格责任规则”而新办法用“过失责任”代替了严格责任。此新办法引起了法学界“撞了白撞”的大讨论。然而反对的呼声居多，如著名法学家梁慧星教授就认为该办法是反人道、反正义、反人权的，更进一步指出在交通事故处理上应该适用无过错责任。
这场大讨论引发了笔者的思考，如何衡量一个具体法律法规的合理性？在笔者看来，对该新办法的反对意见多是基于把法律看作收入再分配的工具——或更传统地说是从“公平”的角度判断法律的合理性。依该标准，平均而言，行人是“穷人”、“弱者”，而司机是“富人”、“强者”，因此，无论司机有无过错均让其承担责任是合理的。然而，法律的首要功能是保证效率，考虑如何使整个社会的成本最小。衡量一个法律是否合理的首要标准应该是效率标准而非分配标准。分配原则应该在效率原则下，如果离开了效率标准，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打个比方，如果单从分配标准出发，穷人盗窃富人的资产就不应被判有罪，弱者伤害强者也不应构成侵权行为。 如果我们的制度设计完全遵照此标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就会降低，也不会有人愿做“富人”、“强者”；相反，依效率标准，任何盗窃行为、伤害行为均构成侵权，则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就会提高而努力积累财富。
我们假设交通规则本身是社会最优的，即，在双方都严格遵守该规则的情况下，事故发生的概率处于社会最优水平。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社会最优水平并不是指事故发生概率最小，而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经济效率达到最大同时事故发生概率达到最小的边际状态。在此前提下可以有三种情况：第一，实行“无责任规则”，即在任何情况下司机均不承担赔偿责任，结果是司机没有预防事故发生的积极性从而不遵守交通规则，行人有最大的积极性预防事故发生而过于小心谨慎甚至绿灯时也不敢过马路，激励机制没有最优地分配责任承担关系，所以是没有效率的，不能达到社会最优状态。第二，实行“无过失责任”，即在任何情况下司机均要承担赔偿责任，则司机有预防事故发生的最大积极性而行人则选择最小的谨慎（因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行人无论如何也要承担一定的人身损失），因此司机开车过于谨慎而放慢速度导致交通堵塞，行人却乱闯马路，这也不能达到最优化的效率。第三个规则就是实行“过失责任”，即只有当司机违章行人没有违章时才由司机承担全部责任，而当行人违章司机没有违章时司机不承担责任。这样司机和行人都有积极性遵守交通规则，事故发生概率达到最优（注意是最优而非最小），则社会的效率也达到最优状态。一个好的交通事故损失赔偿的法律规则，应当能够产生一种激励，在这样的激励下，道路交通的参与人自愿投入适当的预防成本，使交通事故不发生或少发生。故此，沈阳市出台的新办法看似在人权保护上是一种“倒退”，实则可最大限度地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符合法律经济学关于侵权法目的的阐释，即为了促进防止侵权行为资源的高效率配置。判断法律法规的合理性以效率为标准往往能够最大地节约社会成本，在这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中，实现真正的分配正义。
（三）言论自由的经济学分析
波斯纳认为，思想是一种商品。在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里面，各种思想会相互充分竞争，希望能获得消费者（社会大众）的购买（接受）。在这里，波斯纳将市场的概念引入到思想领域，这是笔者下面讨论各问题的逻辑起点。
1．言论自由的宪法保护的必要性
宪法为什么明确保护这一特殊市场(思想市场)而非其他市场呢？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主要有下列两个原因。第一，对思想市场的管制会造成政府权力垄断。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官员是公共利益代表的这种理想化认识与现实相距甚远，行使经济选择权的人并非“经济阉人”。我们没有理由将政府看作是超凡至圣的神造物。政府同样也有缺陷，会犯错误，也常常会不顾公共利益而追求其官僚集团自身的私利。 这就是说政府也是一个经济人，会有其特定的偏好。如果允许政府对思想市场随意加以管制，最终的结果就是使舆论成为了政府宣传的工具。只要一出现令政府反感的言论，政府处于本能就会对其进行压制，将其排挤在思想市场之外，社会大众所得到的就只剩下一些为政府所喜爱的言论。第二，思想市场的脆弱性。思想市场上有不少思想收益是外部性的，只要政府对这些思想（不受政府欢迎的）提高其进入市场的成本，那么其他的思想就极其容易替代这些不受欢迎的思想。正如波斯纳在书中所举的例子，投票本身是一种外在收益源，因为单一的投票根本不可能改变选举，所以其对个人投票者的预期价值（即使相对于很小的投票时间成本而言）是很小的。由于投票几乎没有私人价值，所以我们就不应该希望人们对了解候选人和有关问题进行大量的投资。宪政的本意就是限政，即限制政府行政权力，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如果宪法不对言论自由作出坚实的保护的话，宪法就难以真正达到宪政的目的。
2．媒体责任的归责原则
隐私权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在隐私权和言论自由权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取舍呢？尤其是担负着传播各种信息的义务的大众传媒，在报道发生失实之时，其责任应该如何分担呢？媒体，作为一个经济人，也会对外界的激励或抵制因素作出反应，而成本与收益效应对媒体的行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成本高于收益，那么媒体便不会报道这一消息；尤其是当报道的消息极有可能会引发诉讼而法律又倾向于保护对方的时候，媒体是更加不愿意冒这样的风险。如果一个记者得到一则重要的内幕新闻而抢先独家报道，他的报纸将取得较高的销售收入。但这只是这一新闻对公众所产生的价值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竞争性报纸都将在稍后刊载这一新闻。由此可见，这一记者和雇佣他的报纸的总收益会远远低于这则新闻的社会总收益。但是如果记者和雇佣他的报纸预期，这则新闻的公布，将会令其承担诉讼的风险，他就不一定会公布这则新闻，即使这则新闻对社会公众有很大的好处。获得一部分收益，但是要承担所有的风险，任何一个理性人都不会作出这样的行为。鼓励报纸公开这一则新闻的一种方法就是降低公开成本；而其手段就是使报纸没必要对新闻的真实性作全面、彻底的调查，但在它对公开假诽谤负有严格责任或过失责任的情况下，它就不得不做这种调查。因此在没有证明媒体知道消息的虚假性或放任对其真实性不作辨别的情况下，媒体不应当负相应的责任。
3．言论自由的底线
可能是因为历史的惯性，中国人对“言论”这个词显得特别敏感。因而对于言论自由的内涵和外延并不会太关注，对言论自由的限度更加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古语云：“刑之不知，威不可测。”正是人们不知道言论自由的底线在哪里，所以人们在发表言论时，尤其是政治言论，显得非常谨慎。就如我们在听一些思想活跃的学者做讲座时，讲完某个尖锐的问题时，总会加上一句“纯属学术讨论”之类的不痛不痒的话。一个教授尚且如此，一般的社会大众又会如何呢？这就反映出言论自由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而要真正保障言论自由，笔者认为，言论自由的限度必须要划分明确，否则，言论自由只是空话。
法律经济学为这一标准的划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里我们要引入一条有用的公式：汉德的过失公式B＜PL。汉德公式是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诉卡罗尔拖轮公司一案中由法官汉德（LearnedHand）提出的 。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