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亚湾核电站乏燃料公路运输事故应急预案》审查意见的通知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核安全文件
国核安发[2003]93号
关于《大亚湾核电站乏燃料公路运输事故应急预案》审查意见的通知
中核清原环境工程公司：
你公司<关于上报《大亚湾核电站乏燃料公路运输事故应急预案》的报告>（中核清原[2003]24号）收悉。在审评问题回答与两次审评对话产生工作单的基础上，你公司对应急预案进行了认真修订，并为确保修订的应急预案的有效实施，开展了相应工作。通过2003年6月7日实施的运输现场综合应急演习初步验证,表明该运输活动的应急组织已具备相当的应急响应能力;与相关应急组织、应急支援力量的接口责任分工明确；该应急预案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我局认为，经审评修订后的《大亚湾核电站乏燃料公路运输事故应急预案》主要内容，符合国家核安全法规的基本要求，并适合核电站乏燃料公路运输的实际情况。鉴此，我局同意你公司使用经审评的《大亚湾核电站乏燃料公路运输事故应急预案》。请你公司按照应急预案中的承诺，认真实施。
此外，你公司还应进行以下工作：
一、乏燃料正式启运前，按照审评意见修订应急预案；落实运输途中应急支援力量，并组织培训，确保应急支援的有效性；完成通信系统(包括数据传输系统)的调试。
二、2003年12月31日前，根据应急预案，修订补充应急实施程序。
三、落实应急演习监督评价报告中提出的其他改进意见。
附件：《大亚湾核电站乏燃料公路运输事故应急演习监督评价报告》
二○○三年八月二十六
主 题 词:核安全 乏燃料 运输 应急预案 通知
抄送单位:国防科工委系统二司、中核集团公司、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国营四0四厂、广东核安全监督站、四川核安全监督站、广东省环保局、湖南省环保局、湖北省环保局、河南省环保局、陕西省环保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环保局、甘肃省环保局
附件：《大亚湾核电站乏燃料公路运输事故应急演习监督评价报告》
监督单位：国家核安全局
营运单位：中核清原环境工程公司
监督日期：2003年6月7日
现场检查人员：
兰自勇 国家核安全局 调研员
马成辉 国家核安全局 副处长
张永辉 环保总局四川核安全监督站 副主任
王新中 甘肃省环保局 副局长
白书明 甘肃省辐射环境监理站 总工
肖 铮 甘肃省辐射环境监理站 站长助理
中核清原环境工程公司应急指挥部检查人员：
张志刚 国家核安全局 副处长
岳会国 环保总局核安全中心 高工
一、监督目的
验证乏燃料公路运输应急预案的适宜性和有效性；
验证乏燃料公路运输应急响应组织职责分工的落实情况；
检验清原公司应急组织内、外部接口的协调；
验证各岗位响应行动与总体协同响应水平的能力；
验证应急响应人员的应急意识和实际响应能力；
检验应急设施设备、通信系统的可用性。
二、监督依据
HAF00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HAF002 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
HAF002/01 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之一：
—核电厂营运单位的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
HAD002/03 核事故辐射应急时对公众防护的干预原则和水平
HAD002/05 核事故医学应急准备和响应
三、演习基本情况
【场景设计】乏燃料运输车队在312国道嘉峪关段自东向西行驶。乏燃料货车左侧对面驶来的一辆货车突然失控，越过国道中线冲向乏燃料货车。为躲避失控货车，乏燃料货车被迫急速右转，滑下低于公路路面1.5米的地面，造成乏燃料货车车辆整体翻倾、副驾驶左臂骨折并外伤，事故车辆油箱盖损坏，油料外溢并造成小面积火灾。
【应急演习】 2003年6月7日上午9时，在312国道嘉峪关西2990路标附近公路桥南侧，由乏燃料运输车队队长（即现场应急指挥）宣布公路运输现场进入应急状态。9时06分车队队长报告北京清原公司应急指挥部，9点10分应急指挥部完成向上级主管部门以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核应急中心的事故初始报告。9点14分总指挥下达了再进一步进行辐射监测等指令，9点31分总指挥同意现场终止应急状态。车队于9点35分宣布终止应急状态。现场的响应过程可以通过海事卫星通信系统与GPS系统在指挥部会议室进行观察。
四、应急演习的评价意见
中核清原公司与中远公司为此次应急演习做了认真准备，预先编制了场景设计，并组织各个岗位的应急人员进行了多次单项预演。参加这次演习的工作人员态度认真，现场各响应组都能按照及时启动、责任明确，保卫消防、通信联络、紧急抢修和辐射防护及救护各专业组到位及时；现场应急指挥（车队队长）指挥有序，采用步话机，保证现场有效、及时联络协调；应急设施设备与通信系统基本满足要求；指挥部能综合有关方面情况，内外部接口比较顺畅。演习结束后及时进行了总结，体现了管理层对应急工作的重视。
通过演习验证了应急预案及相应的实施程序基本满足乏燃料公路运输事故处理要求。 通过演习，增强了清原公司特别是运输车队人员的应急意识，熟悉了应急预案与应急实施程序，加强了与相关应急组织的协调响应能力，达到了演习预期的目的。
应当指出，车队人员克服了非典期间执行试运任务的特殊困难，不顾疲劳，是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完成这次应急演习的。
五、存在问题
虽然整个应急演习时间较短，仍然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改进的具体问题，主要有：
1. 清原公司应急指挥中心的部分演习未能逐项按场景设计与应急响应行动表进行；某些响应行动被压缩，以致总部的应急指挥中心难以及时响应。应急指挥部在应急状态下人员不足，技术支持力量有待加强，决策过程反映不够。如演习中应急指挥部没有对现场的交通状况进行具体了解。
2. 关于现场警戒区与辐射防护封闭区的确定问题。警戒区与辐射防护封闭区相关，但性质不同。假想事故发生后100米警戒控制区的建立是有效的，包括警戒区边界的标识和人员控制；但必须通过严格的辐射监测确定辐射防护封闭区这一重要步骤未能明确反映在场景设计中。虽然场景设计从“潜在辐射事故” 最终确认为非辐射事故，响应行动总体上是合理的，但确认事故性质的决策过程必须明确地体现在场景设计和响应行动中。
3. 使用海事卫星通信系统和GPS系统，运输车队与应急指挥中心的应急通信联络基本畅通。但卫星通信的可靠性应予保证。演习中只实现了单向信息传输，未能充分发挥通信设备的功能；提供决策的重要数据传输，不能仅靠口头报告，应确保数据传输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4. 现场紧急医疗救治问题。发生运输事故时，按国际、国内惯例，对人员的抢救应给予第一优先处置。在地方急救支援到达之前，现场紧急医疗救治和处置十分重要；同时还应注意与地方急救支援的接口，以便及时、安全、顺利地把伤员转送到医院抢救。
5. 某些响应行动还不够真实，表演色彩较浓。如：在准备现场消防演习的火源时，就把灭火器准备好以便演习时使用；又如，指挥部要求对设备进行第二次检查，车队并没有实施等，救援单位的消防演习中，也有类似情况。
六、改进意见
1．加强应急指挥部的职能演练，落实技术支援力量；
2．应明确现场警戒区与辐射防护封闭区的不同性质。现场警戒区建立之后，必须通过严格的辐射监测确定辐射防护封闭区。这个重要步骤应反映在现场辐射监测程序的实施与指挥部决策过程中。
3．演习中只实现了单向信息传输，未能充分发挥通信设备的功能；提供决策的重要数据传输，不能仅靠口头报告。应确保数据传输系统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在卫星通信受到限制的地域，应有可靠替代通信手段以保证通信畅通。
4．应加强与外部应急组织的接口协调，进一步落实应急支援力量。包括：中核清原应急指挥部与中远应急指挥部的联系、与四0四厂的接口、沿途辐射应急支援力量的落实等。
营运单位方参加乏燃料运输应急演习现场评价会议人员
任海梁 中核集团核燃料部 处长
苏广莉 中核集团核燃料部 高工
曲志敏 中核清原环境工程公司 总经理
李晓清 中核清原环境工程公司 运输部经理
姜扶英 中核清原环境工程公司 运输车队长
欧 红 清原环境工程公司西北处置厂 高工
杨艳军 清原环境工程公司西北处置厂 工程师
韩东海 清原环境工程公司西北处置厂 工程师
徐向军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工程师
袁 震 北大青鸟公司 工程师
姚守忠 国营四零四厂 副厂长
张炳智 甘肃矿区环保局 局长
邓 磊 甘肃矿区公安局 副局长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历史考察(修改稿)
秦德良
[内容摘要] 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是在扬弃解放区以及建国后的司法工作原则基础上，基于转型时期的社会特点以及违法犯罪特征的基础上逐步确立的。先后经历了l978年至1981年的确立时期，l982年至l990年的探索与实验时期，1991年至今的发展时期。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目前面临诸多问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法治化、科学化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确立时期 探索与实验时期 发展时期 未来
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科学的刑事政策没有明确提出以前，我国虽然也强调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必须走中共党委领导下政法专门工作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但观念上却往往停留在狭义的治安概念范围内，治安问题都归咎于公安机关等政法部门。这种旧观念完全不适应新时期治安工作的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转型期。新形势下，刑事犯罪猛增，大中城市青年犯罪问题尤其突出，全国刑事案件发案数自1979年首次突破60万起大关后，1981年一举跃升到89万起，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明显下降，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20世纪50年代形成和确立的社会治安管理工作体制和方法已不能完全适应转型社会初期的治安工作需要，如何扭转日益严峻的社会治安问题首先摆在了中共中央和中国政法部门的面前。为此，中共中央多次指出要整顿好社会治安。基于这种认识，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共中央提出了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的思想和原则，强调搞好社会治安工作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必须运用多种手段。历经近10年的探索，到90年代形成了一系统体系。本文试图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全面地勾画出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刑事政策的历史发展以及每一阶段的特点。
一、l 978年至1981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确立时期
（一）初步提出对青少年犯罪实行综合治理的思想
1978年，中国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个犯罪高峰期，刑事犯罪尤其是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情况相当严重，成为危害社会安定的突出问题。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的《第三次全国治安工作会议纪要》就提出要统筹解决社会治安问题。
鉴于刑事犯罪尤其是青少年犯罪以至影响社会治安问题形成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既有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的原因，也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原因，而且这些问题也不是哪一个部门或哪几个部门在短期内所能完全解决的。所以，1979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等８个单位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1979年8月，中共中央58号文件批转了该报告。指出：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必须实行党委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动员，依靠学校、工厂、机关、部门、街道、农村社队等城乡基层组织和全社会的力量，来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要求在党委领导下，把宣传、教育、劳动、公安、文化等部门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各方面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通力合作，着眼于预防、教育、挽救和改造，积极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问题。同时也指出，对极少数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予以惩办。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共中央这个文件中，虽然还没有使用综合治理这一概念，但已经初步提出了对青少年犯罪实行综合治理的思想。
（二）两次城市治安会议明确提出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想
在彭真的亲自主持下，1979年11月22日至26日召开了全国城市治安会议，会议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形势的需要，根据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的状况，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依法从重从快惩处极少数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爆炸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六类”案件）的犯罪分子，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路。1979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彭真同志在全国治安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指出要集中力量打击严重犯罪分子，要实行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教育与惩办相结合。要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讲话强调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学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1979年12月3l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上海工作组关于整顿城市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必须实行打击与教育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原则，要求各公安派出所着重抓好治理青少年犯罪的工作。要深挖团伙，管理好放回社会的违法犯罪人员。要摸清有违法行为的青少年的底数，组织帮助教育青少年。
1980年 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的通知》。中央政法委员会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研究处理全国政法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l981年4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中央政法委的汇报，对当时政法战线存在的问题和加强工作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指出：如何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全党要统一思想。针对目前的严重情况，要研究怎样打击得更有力的问题。目前社会治安问题发展到如此严重程度，主要是认识不一，打击不力。 [1]
1981年5月中旬，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在彭真的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五大城市治安工作座谈会。会议针对当时社会治安的严重情况提出要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同时对大量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青少年，要加紧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预防犯罪，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三）中共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出“综合治理”这个概念，正式把“综合治理”作为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刑事政策
1981年6月14日中共中央21号文件批转了中央政法委《京、津、沪、穗、 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纪要》，在这个文件中明确提出：“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必须各级党委来抓，全党动手，实行全面‘综合治理’。首要的任务是搞好党风，并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加强工作，才能克服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大大减少犯罪现象，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 在这个文件中，不仅对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和实行综合治理的重要性、必要性作了原则的表述，而且是执政党中央第一次提出“综合治理”这个概念，正式把“综合治理”作为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实现长治久安的刑事政策。从此之后，在文件、文章、著作中广泛地使用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并对其涵义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和阐述。
（四）本阶段的特点
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的确立，是由新的历史时期社会治安的复杂性、艰巨性决定的；是由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犯罪的特点（青年犯罪与团伙犯罪）及社会犯罪原因的“综合症”决定的；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需要；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治安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建国以来政治工作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2] 因此，决定了我国这一政策在其初期有其独特的特点：
第一，对社会治安问题的认识不再局限于公安、政法工作而是从全社会、执政党、政府、集体、单位、个人的联系中，探求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出路；
第二，该时期“综合治理”的概念不清楚，工作范围不太明确，仅仅相当于一个工作方针，尚未形成完整的工作体系，实践中也没有普遍开展；
第三，理论界几乎还没有对此问题开展研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的确立首先是实践的需要，带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明显痕迹。
二、l982年至l990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探索与实验时期
（一）具体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内容和工作范围
第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中心环节和根本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