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所谓“婚姻诉讼分裂法”，就是规定对婚姻登记效力纠纷，分别采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三种不同程序解决，使婚姻效力诉讼处于分裂状态的法律。

　　这种“婚姻诉讼分裂法”，不仅使相同性质的婚姻效力纠纷案件长期处于诉讼分裂状态，而且因其相互之间界限不清、执法权力配置不合理等缺陷，庞大的诉讼体系却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当事人诉讼难、法院裁判乱的现象十分严重。为此，我极力反对这种立法，并主张废止“婚姻诉讼分裂法”，故写了《反婚姻诉讼分裂法》一文。[1]

　　有关“婚姻诉讼分裂法”产生原因、理论缺陷、废除理由和改革方案等，我在《反婚姻诉讼分裂法》一文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这里仅就“婚姻诉讼分裂法”在司法实务所造成的危害，予以介绍。

　　“婚姻诉讼分裂法”最大弊端就在于执法权力配置不合理，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职能交叉，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界限混淆不清，使享有执法权的机构因无执法能力或功能而无法执法，而有执法能力的机构因没有赋予执法权而不能执法，从而导致诉讼效率低下，浪费司法行政资源。更重要的是，由于职能交叉，界限不清，当事人无法选择诉讼路径，甚至出现了“有婚离不了，无婚摆不脱”等诉讼无门现象。同时，法院也因民事与行政审判诉讼程序不同，判断标准不同，判决结果混乱不堪。限于篇幅，这里只就几个主要危害或弊端举其要者而述之。

　　一、诉讼机制上的交叉和界限不明，造成当事人选择诉讼路径上的困难

　　由于婚姻诉讼程序不统一，当事人根本不知道如何选择诉讼路径和具体程序。如当事人的婚姻无法维持时，往往是先通过民事起诉离婚，如果因程序瑕疵被拒绝受理或驳回起诉后，再到婚姻登记机关要求撤销婚姻登记，婚姻登记机关拒绝受理或拒绝撤销时，则再提起行政诉讼，一个案件总要来回跑若干圈。尽管如此，有的案件最后还是无法解决。如金湾一妇女20年前（1994年前）用假身份结婚，现在想离婚便提起民事离婚诉讼，但一、二审均以婚姻登记程序瑕疵为由驳回起诉。[2]而通过行政诉讼，不少案件也被驳回。如董树清起诉法院请求法院判令民政局撤销婚姻登记案。董树清与李光美于2007年11月26日持户口簿和身份证在江津区珞璜镇婚姻登记处办理了结婚手续。第二天，李光美不辞而别，董树清向公安机关报案，江津区公安局珞璜派出所将其抓获，查明其真实姓名为李光美，现已结婚，并有一个11岁的子女，其提交给婚姻登记机关的名为“杨晓丽”的身份证和户口信息是假的。董树清于2010年3月24日向重庆市江津区民政局提出撤销结婚证的申请，要求重庆市江津区民政局撤销或变更结婚登记证书。2010年4月6日，重庆市江津区民政局以不具有撤销结婚登记的职权为由，书面答复董树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申请，并建议董树清向法院起诉解除与“杨晓丽”的婚姻关系董树清。董树清起诉到一审法院请求法院判令重庆市江津区民政局撤销婚姻登记。一审法院认为，重庆市江津区民政局并不享有基于重婚而撤销结婚登记的职权。故判决驳回董树清的诉讼请求。董树清不服上诉，二审认为一审法院不予处理正确，上诉人最好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3]

　　像上述案件，当事人在诉讼前怎么知道如何划分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又怎么知道自己的案件应当通过什么程序解决，如何主张自己的权利？更可怕的是，像这样的案件，当事人经过千辛万苦的诉讼，最终还可能是一个无果而终的结局。如前述案例一，民事诉讼被驳回后，当事人通过行政诉讼解决，因其已经20多年，显然面临超过行政起诉期限而遭驳回起诉的危险。这样，当事人就彻底丧失救济途径。即使行政诉讼违法受理并撤销了婚姻登记，当事人还存在事实婚姻仍然没有解决。对此，当事人是否知道这一法律问题以及如何解决，恐怕也是一个未知数。前述案例二，当事人通过行政诉讼被法院驳回，并要求当事人“最好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但目前对程序瑕疵婚姻民事程序一般是不受理的，如果当事人再走民事程序，也可能会拒绝受理。那么，当事人又该怎么办呢？

　　二、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裁判标准不统一，导致判决结果混乱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两者的审查对象、判断标准、适用法律不同，从而造成相同案件有不同的结果，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裁判十分混乱。如在民事诉讼中，无效婚姻情形消失，则婚姻有效。而在行政诉讼中往往以登记违法宣告无效。如2012年乐清市人民法院宣告了一起重婚情形消失13年的婚姻为无效；[4]2013年双峰县法院也宣告了一起重婚已经消失的婚姻无效。[5]还有他人代理结婚登记，其婚姻效力主要涉及是否违背当事人意愿，在民事诉讼中，不仅不违背意愿的婚姻有效，而且可以比照胁迫结婚的规定类推，其撤销期限也只有一年。而在行政诉讼中，一般不受期限限制，而且多数都以程序违法撤销。有的虽然没有撤销，则判决确认违法，其婚姻有效与无效处于不明状态，婚姻效力并没有解决。

　　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因其功能所限无法受理或正确处理婚姻效力纠纷

　　由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功能无法适用婚姻效力纠纷，许多瑕疵婚姻效力纠纷或者无法进入行政程序，或者进入行政程序后无法得到正确处理。

　　1、无法进入法院诉讼程序

　　相当多的当事人因法院不受理此类案件，无法进入法院诉讼程序，当事人四处奔波，纠纷无法解决。如原告张荣华1996年与第三人共同生活，但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第三人也于2008年8月离开原告各自生活。2012年2月原告在家中整理物品时发现一本原告与第三人的结婚证，原告便提起行政诉讼状告婚姻登记机关，请求法院撤销原告和第三人的结婚证或确认其婚姻登记无效。2013年5月，遂平县人民法院则以超过法定期限，判决驳回了原告起诉。[6]原告由此丧失了救济路径，其婚姻是否成立或存在无法解决。又如福建一陈姓女子“被结婚”后无法登记结婚，为了不耽误选好的结婚日子，她只好先举行了婚礼。随后小陈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他人冒充自己身份的婚姻登记，则因超过诉讼期限法院不予受理。 2013年小陈已怀孕近8个月，仍然结不了婚。[7]

　　象这样的案件相当多。如南宁七星区男子9年前借同名同姓身份证去登记 如今难离婚。[8] 《结婚证上老公是别人 女子不知如何摆脱荒唐婚姻》、[9]《一男子被陌生女子假结婚骗财想离婚还离不成》、[10]当阳市一女子身份证被人冒领结婚证，奔波4年不能结婚，[11]等等。有的甚至在无赖时，通过新闻媒体呼吁，寻找办法。如温岭箬横的金某与一位贵州籍女子登记结婚并生子。后来女方出走8年，因女方的身份有问题无法离婚，金某便通过《台州日报》发布信息，希望看到报道的好心人能帮他出出主意，让他早日离婚。[12]

　　2、进入了行政诉讼程序而无法得到正确处理或有效处理

　　有的案件虽然进入了行政诉讼程序，但因行政诉讼功能限制而无法得到正确处理或有效处理。

　　如江苏靖江市的殷福娣女士在丈夫江洪海死后才知道自己早已“被离婚”，其丈夫又与张银结婚。由于这一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涉及到殷福娣的身份关系和继承等重大财产权利，殷福娣便分别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自己与江洪海的离婚登记和江洪海与张银的结婚登记。该案历时4年，七个执法机关（三级法院审理、三级检察院抗诉，民政机关充当被告）参与诉讼，法院先后下达八个法律裁判文书。2013年6月靖江市法院终于通过再审确认民政局为江洪海与张银颁发结婚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效。[13]

　　有关媒体对该案再审进行了大量报道，都认为再审确认江洪海与张银结婚无效彻底解决殷福娣的法律障碍，可以使殷福娣的继承等权利得到有效保护。但这个案件实际上还存在严重问题，即殷福娣与江洪海夫妻关系，在法律上并没有得到解决。即先前殷福娣起诉撤销殷福娣与江洪海的离婚登记，并没有得到法院支持，法院以不宜撤销为由判决确认离婚登记违法。这个判决对殷福娣与江洪海恢复夫妻关系设置了法律障碍，再审判决虽然确认江洪海与张银的结婚无效，但并没有解决殷福娣与江洪海是否还存在夫妻关系问题。从法律上考察，殷福娣还需要对原来确认婚姻违法的判决进行再审，撤销殷福娣与江洪海的离婚登记或确认其离婚无效，才能真正扫清殷福娣作为配偶身份分割与继承江洪海财产的法律障碍。

　　因而，尽管这个案件“4年诉讼，七个机关参与，八个裁判文书，案件还是似了未了”。 [14]

　　还有一些案件，因行政机构变迁，当事人不知道谁是真正的被告，往往因被告主体错误而被驳回起诉；或者因法官对被告主体认识错误而被驳回起诉。更为严重的是，有的通过一审、二审，行政诉讼虽然受理案件，但却无法有效解决。如上诉人钱××上诉称，其于1992年11月30日与一自称来自贵州省大方县响水乡出生于1965年7月12日名“张云某”的女子在湖州市郊区横街乡人民政府登记结婚，湖州市郊区横街乡人民政府是登记结婚并发给其结婚证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人；湖州市郊区横街乡人民政府已被撤销，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即被上诉人湖州市××区××人民政府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主体。而根据相关规定在婚姻证件的发证机关一栏上套印浙江省民政厅的章，只是婚姻证件的制式要求，浙江省民政厅并非作出婚姻登记的行为主体。故请求本院依法进行立案审查。此案虽然于2013年年9月24日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撤销长兴县人民法院（2013）湖长行初字第3号行政裁定；由长兴县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15]但当事人1992年11月30日结婚，也面临因超过行政诉讼期限而被驳回，或者虽然撤销了登记婚姻，其事实婚姻效力并没有解决，还需要通过民事程序解决。那么，无论是哪种结局，行政诉讼都只是白白消费了当事人诉讼成本和司法资源而已。

　　类似上述案件举不胜举，就在最近几天，仅《现代快报》和中国法院网又登载的三个案例。这三个案例当事人都是“婚姻诉讼分裂法”的受害者——有婚离不了 。

　　【案例1】 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先锋村的兄弟俩互换身份证结婚，12年后的现在，嫂子想离婚则离不了。这桩离婚诉求僵持了3个多月，至今还没法解决。其原因是：民事诉讼法院不受理；民政无法撤销；行政诉讼则面临超过起诉期限。[16]

　　【案例2】2001年12月孙某和吴某为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也没有填写婚姻登记材料的情况下，通过关系取得盖有永新县里田镇民政所公章的结婚证书，后生育一子。因感情纠纷，2011年吴某以同居关系析产、子女抚养纠纷分别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与孙某的同居关系。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永新县里田镇民政所在2001年12月根据孙某和吴某的身份情况向双方颁发了结婚证，婚姻登记合法有效，驳回了吴某的诉讼请求。随后，吴某向永新县民政局申请撤销其与孙某的婚姻登记。登记机关撤销了婚姻登记。孙某遂向永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以程序违法，撤销了婚姻?O飞机机关的决定。[17]。这个案件民事驳回，行政诉讼撤销婚姻登记机关的决定，但当事人的婚姻效力还是没有认定或解决，当事人还的另行打官司，不知还要遇到多少周折。

　　【案例3】原告朱开源与被告韦安娜于2010年8月23日经他人介绍相识，2010年10月11日在灵山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登记当天，韦安娜要朱开源给其7900元回家办嫁妆，但韦安娜拿钱走后，再也没有回头，打电话也不接，朱开源来到韦安娜的娘家也找不见人，两年来杳无音信。朱开源和韦安娜没有在一起共同生活，也未生育有小孩。2011年3月4日，朱开源到灵山县沙坪镇派出所报案，该派出所将此案作为诈骗案立案调查。2013年2月4日，朱开源到灵山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查询，获悉：韦安娜不但与其登记结婚，而且在2009年12月21日的时候便与吴秋英在宾阳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在2010年3月5日又与黎如其在贵港市覃塘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韦安娜在登记结婚时向灵山县民政局提供的身份信息，后经贵港市公安局港城派出所核查无此人。原告朱开源认为被被告骗婚，要求法院判决两人的婚姻无效。广西贵港市港北区法院审理后认为，该案不属于无效婚姻范围。遂判决驳回原告朱开源的诉讼请求的判决。[18]该案诉讼被驳回，当事人又该寻求什么途径解决？又将是一个路漫漫或者无法解决的结局！

　　3、实体处理错误的案件比比皆是

论行政诉讼与法治国家

郑治虎


行政诉讼通常是法治国家保护公民免受强大国家机器压迫而建立的一项重要制度，同时又是法治国家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本文试图就行政诉讼与法治国家的关系，以及如何加强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法展开讨论，以期为行政诉讼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性提供一个理论依据。
一、 行政诉讼的概念及其产生原因
行政诉讼是适应现实社会迫切需要由权威、公正的司法机关对不法行政行为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予以司法救济，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一种司法程序。行政诉讼具有多重性质：解决行政争议的制度；行政救济制度；行政责任制度；行政法制监督制度等。
其产生原因是： 行政机关是行政执法的主体，它和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行政机关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强制行政相对人接受和服从行政管理，而不必也无须借助行政诉讼来实现行政机关所代表的国家意志，反之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被管理、被支配和服从的地位，其合法权益往往易受到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侵犯。由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一种从属地位，而行政机关则不仅处于支配地位，而且还拥有来自于全社会的影响力或支配力，这就使行政机关有可能凭借它所拥有的支配力或影响力，使相对人服从于行政机关的权势，因此行政相对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免受行政权的侵害，并在受到侵犯时能及时予以有效救济迫切需要由独立于行政机关之外的司法机关 ，通过公正、权威的适用法律来审理行政案件并作出相应的判决，以保障和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正是为了满足行政相对人的这一合法的要求，并且经过一个艰难曲折发展的过程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 法治国家及其实现条件
法治国家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是与专制国家相对立的，它既是指一种治国的思想体系，又是指一套治国的方式、原则和制度，还是指依法治国所形成的一国理想的社会状态。通常又分为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和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前者就是依法治国，要求国家机关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依据宪法和法律，后者是指良法治国，不仅要求国家机关依法活动，还要求宪法和法律必须是民主、自由、平等、正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和效益的完美结合。
为实现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创造条件，我们首先必须培养公民的现代法治精神，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观念：
第一、 善法恶法观念：以正义为标准，我们可以这样认定，即如果一部法律以正义实现为追求，该法便是善法，舍弃了正义的标准，便是恶法。恶法不为法，人人有权予以抵抗。当一个社会中的人们普遍掌握了判别法律正义与否的标准并且具有抵抗恶法的意识，该社会的法律制度也就具有了去恶从善的内在活力，满足了实质法治的最低要求。
第二、 法律至上观念：该观念要求消除特权，立法者和统治者守法，法律是全体民众的主人，不论其权力大小和地位高低；反之，如果公众心目中的认同的最高权威不是法律，而是权力或宗教信仰等其他东西，那么这个国家就肯定不是法治国家。在凡有权力高于法律的地方，法律都是随执掌权力者的意志被随意塑造的，都是人格化的，没有理性而且多变，连形式法治都不能实现。
第三、 权利文化观念：天赋人权是近代启蒙思想产生以来人们追求人格独立、身份平等和行动自由的必然结果和普遍共识，而权利文化观念则是其中应有之义。它首先表明公民有权主宰国家，国家以保证公民主人地位为义务，其次还表明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通过宪法和法律同意让渡的部分权利，为公民更好地行使权利服务，如果权力行使背离保障公民的宗旨，公民有权通过法律改造之。
为实现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创造条件，我们还必须在制定具体的宪法和法律等国家基本制度时坚持如下的现代法治原则：
第一、 分权制衡原则：任何权力如果不受到控制就会走向专制和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而控制权力的最好方法不外乎权力分立和以权制权。只有在法律上确定这样的制度和原则，才能实现权力之间的相互牵制，而不是权力破坏法律。
第二、 权力与责任相统一原则：不论哪种权力主体，只要其启动了权力，就应当为其预设责任，以防止其滥用权力或不履行义务。
第三、 司法独立和中立原则：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司法的判断性要求它排除干扰与利诱，保持公正与纯洁，不偏不倚地依既定规则办事，即保持独立和中立。另外，由于司法权是国家权力中的终极性权力，它对争执的判断和处理是最后和最权威的，这必然要求它代表着社会公正，如果不能保持独立和中立，司法公正就会受到怀疑，社会公正也就荡然无存，而没有了社会公正法治国家也就不复存在。
三、 行政诉讼对于建立法治国家具有重要作用
1、 行政诉讼通过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民主意识增强了人们对恶法的抵抗精神。
行政诉讼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一个学习民主、提高民主观念的有效途径。行政诉讼是民告官的诉讼，它通过官民同在法庭上争论是非曲直，平等地接受和服从判决，把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与行政相对人双方之间不平等的地位改变为在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双方完全平等的地位，这就有助于打破"官贵民贱"、"官治民"、"民不可告官"的旧观念，培植全体社会成员民主意识。只有全体社会成员具有了平等的民主意识，他们才会敢于和恶法作斗争。
2、 行政诉讼通过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强化了人们的法律至上观念。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法律则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他们的效力要高于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同时行政机关的一切活动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行政诉讼的建立正是依据这一原理，审判机关通过进行司法审查，对与宪法和法律相冲突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予以撤销或不加适用，对于违宪或者违反法律的国家机关的行政行为予以纠正或制裁，向全社会庄严宣告宪法和法律的崇高地位。
3、 行政诉讼通过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促进了公众权利文化意识的觉醒。
行政诉讼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功能是保障公民权利、自由的充分实现。它通过审判机关受理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行为而提起的诉讼，并适用严格的司法程序对行政案件作出审理判决，公正合理地解决行政争议，为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提供有力的、权威的司法保障；在具体的行政诉讼制度中，通过专家辅助证人的设置，使得公民在行政诉讼中遇到专业性问题可以请专家到法庭作证或接受质询，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通过对举证责任的分配 ，举证时限的最后期限及取证限制作出的有利于原告的规定 ，充分体现了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显然，这些规定，对于唤醒公民的权利自我保护精神，都会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4、 行政诉讼通过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贯彻了分权制衡原则。
行政诉讼就其实质来说是司法权依据立法权来制约行政权。当行政相对人对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各种违法失职的行政行为向法院起诉时，法院通过适用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并依据严格的司法程序，审理行政案件，实现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司法监督，促使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政，充分体现了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的相互分立和牵制。
5、 行政诉讼通过追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并使其承担行政责任，贯彻了权力与责任相统一原则。
按照行政诉讼制度的规定，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不仅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而且，一旦败诉行政机关及其主管人员还要承担行政责任，这就能促使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政，慎重行使手中的权力，有清醒的责任意识，从而提高行政活动效率和质量，克服或减少行政方面的官僚主义，促进为政清廉。
6、 行政诉讼通过独立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审判行为贯彻了司法独立和司法中立原则。
行政诉讼制度产生的本身和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充当被告，证明了司法机关已经独立于立法和行政机关之外。另外，行政诉讼制度通过赋予法院传讯政府官员出庭作证和对违法行政予以制裁的权力，明确表明司法机关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在行政诉讼中，还通过回避等制度保证法官的中立地位。
四、 只有法治国家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行政诉讼
从世界范围来看，行政诉讼制度尽管其表现形态、发展程度有差异，但作为一项诉讼法律制度，它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到了近现代社会国家权力日益分化的情况下才出现的。并且以解决行政争议为已任的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只有在法治国家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的历史条件下才具有现实可能性。
1、 以宪政为核心的法治国家的政治体制是行政诉讼制度建立建立和发展的首要因素。因此，如果说在"朕即国家"的奴隶、封建专制的政体下，或许还有行政（实体）法律规范的话，那么在那时，就绝不可能有以行政诉讼法律规范为基础的行政诉讼制度的存在。十七、八世纪，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胜利后实行分权制衡，司法独立、代议民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法治国，并颁行宪法，建立了完全不同于中世纪王权政治的法治政府和有限政府，这就使国家行政权力同其他国家权力的制衡关系和政府同人民的平等关系固定化、法制化，使行政权力受到司法机关的制约；政府受到人民的监督，从而为国家承受行政诉讼提供了政治基础。
2、 法治国家中健全的国民人格为行政诉讼制度建立奠定了人身基础。同政治体制相比较，人身因素是行政诉讼制度建立和发展更为基础、更为深刻的因素。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不仅奴隶生产和生活而且奴隶的人身都直接完全地依附于奴隶主，奴隶无任何自由、权利可言，不具备独立的人格，因而不可能成为独立的诉讼主体；在封建时代，农民虽有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和权利，但由于仍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同地主之间还有牢固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地主又依附于国王，在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除了皇帝之外，不存在第二个独立的人格主体。因而在奉行自然经济或产品经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客观上不存在产生行政诉讼的人格主体。而在资本主义时代，不仅个人摆脱了传统的人身束缚成为独立的诉讼主体，而且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一些企业也成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从而不可避免的与国家这个传统主体发生矛盾、冲突和争议，并迫切需要确立相应的法律机制予以协调和平衡，这就为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客观的土壤和内在的动力。
3、 法治国家中的法治与分权理论是行政诉讼制度建立的思想文化基础。法治和分权理论的传播，是行政诉讼制度赖以建立和发展的思想文化条件。法治的基本含义就是一切掌握国家权力的机关和官员，既统治者或管理者都须守法，受制于法，也就是以法制权。由于国家立于社会之上，它与公民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实行法治意味着国家和公民同受法律的约束，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皆受法律的制约，而不允许任何一方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法律面前任何人、任何机关其地位是平等的，因此，讲法治，首要的是以法制权，这是法治的重点和要旨。以法制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政府行为受法律约束，政府违法行为受司法追究。这种以法治国的思想为行政诉讼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 司法权与行政权相分离，以司法权制约行政权，这是权力分立和权力制约的一项重要内容。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正是以司法权制约行政权，实现权力分立和权力制衡的一种具体手段和途径。
五、 如何改进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以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
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还很不完善，还远不能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按照前文所述的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在笔者看来至少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完善。
第一， 关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
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权所指向的对象不是特定的当事人，而是一定范围或区域内的不特定的多数人。本来行政权只是一种执行法律的权力，在现代行政法的制度下，行政权得到了扩张，还拥有制定法律法规的权力。原先的依法行政，所谓法指的是议会制定的法律，立法权属于议会，现在却向行政机关转移， 在我国国务院有权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门有权制定部门规章，省级政府和较大的市的政府有权制定政府规章。这些即属于行政立法，都属于抽象行政行为的范畴。
在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法框架下，法院对行政权的监督仅限于对具体行政行为，并且只能根据行政机关制定的抽象行政行为来审查其具体行政行为，这样起不到审判权对行政权的监督作用。所以，必须扩展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法院应当可以审查法律范畴之外的所有规范性文件，包括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地方法规、部门规章、政府规章以及规章以下的其他抽象行政行为。行政权之行使，无论表现为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抽象行政行为，审判机关都可以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监督以决定是否加以适用。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体现体现权力制衡原则，满足法治的要求。
第二， 关于与行政复议的冲突的解决
1990年我国在政府内部建立了行政复议制度，即在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设立行政复议机关，受理公民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复议申请，这里所谓的行政复议机关，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指的是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少数情况下指的是各级政府。通过该制度，一些具体行政行为被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中排除，还有一些具体行政行为在提起行政诉讼前必须经过行政复议。该制度的建立依据或是因为一些政府部门的行政业务具有极高的技术性和专业性，法院没有能力审查；或者因为政府部门行政级别过高如国务院，法院没有资格监督 。
这种行政复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公民接受审判的权利，侵犯了司法机关应当享有的法律赋予的审判权，破坏了分权原则，与法治国家的目标是背道而弛的。另外，由于行政复议机关隶属行政部门，不具有独立性，是行政机关自己充当自己的法官，其公正性难以保证。因此为符合法治的要求，笔者建议，取消行政复议制度，将其与行政诉讼制度合并，统一由司法机关行使。
第三， 关于具体行政行为合理性的审查
1989年行政诉讼法只是建立起审判机关对行政权执法活动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审查，由于现代行政权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行政权的行使除了其合法性以外，还有一个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理的问题，而对于广泛存在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理的问题法院却无权审查，这显然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一大缺陷。
　　如前文所述，现代法治是指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即良法之治，它以追求社会正义和公正为目标，它要求司法机关在作出裁决时，不仅考虑行为的合法性，还要求考虑合理性，并且赋予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以保证最终判决的合理，因此只有在行政诉讼中增加对行政行为合理性的审查是才能符合善法之治的法律精神。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