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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家”的法学成就 ——关于《梁启超法学文集》

范忠信

　 编者按：我们已走进一个新的世纪，虽然广播、电视、网络各种媒体的各种信息滚滚而来已令人目不暇接，但这丝毫不能降低书籍的独特价值，书籍是知识的海洋，是传承人类文明的载体。在我们将目光投注在我国法学图书上之时，我们由衷地感叹如今的法学书籍已经是林林总总、异彩纷呈，其中有国外法学名家的译本、有先哲前贤的文集、有大批中青年法学专家、学者呕心沥血的著作。这些智慧的结晶反映了我国法学理论研究已达到一定的高度，它们不仅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也为广大民众法律知识的提高奉献了宝贵的精神食粮。有鉴于此，我们推出“读书”专版向读者介绍我国2000年新出版的几部法学书籍。当然这些书籍虽都精彩绝伦，但并不能代表2000年新出版的优秀法学图书之全部。我们欢迎广大读者向本报推荐所有法学方面的好书名作，我们将定期刊出，使这些精品从书架楼阁真正走向每一个人的心灵。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名人。他之所以“暴得大名”，似乎不是因为学术成就，而是因为“戊戌变法”，至少在一般公众看来如此，可以说，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梁启超是“变法家”。“变法家”要做的事情，是要改变国家的某些重要章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改革体制。要改变旧的章法，确立新的章法，变法家们当然须先有“成法”在胸，他们当然会对法律乃至法学的重大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当然会有新法或新制的设计构思。本着这样的基本认识，我在十几年前就注意梁启超的法学成就。终于在1998年，即“戊戌变法”一百周年，我编选了《梁启超法学文选》一书。这本书只是从梁启超的一百多篇法学文章里精选出十篇长文编成的，叫“文选”恰如其分，出版时不知何故改成了“文集”。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国难空前、剧变空前之际，在旧学术迅速式微、新学术一切草创之际，一个涉猎如此广阔的法学学术领域———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国际法学，并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除梁启超以外，并世无第二人。收入本文集的宪法学论文最多，其中《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各国宪法异同论》都是万言长文。在这些著作中，梁氏首次全面系统地对各国宪法的体例结构、各国国会组织及职权、各国议会选举制度等等重大学术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其研究对象几乎包括当时全球已确立宪法制度的各主要国家，如美、英、德、法、日、意、奥、荷、比、瑞、西、葡等。这些研究奠定了梁氏作为中国宪法学开山鼻祖的地位是毫无疑义的，因为民国时代再版率最高而今天的几家出版社仍欲再版的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比较宪法》（王世杰、钱端升著）一书，就明显受到梁启超的巨大影响。

　 收入文集的法理、法史文章有《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论立法权》及介绍孟德斯鸠、边沁、伯伦知理（布伦奇里）学说的文章等。这些文章无疑也代表着当时中国法理、法史学术最高水平，因为直到今天海峡两岸出版的法理、法史著作还没有总体上证明梁氏的主要论断站不住脚，很多人仍在坚持梁氏的一些论断。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法理学说史的评价，梁氏把百家争鸣及以后继承者的分歧认定为“放任主义”（道家）、“人治主义”（儒墨）与“法治主义”、“国家主义”（法家）的斗争；二是把中国古代的“则天”、“法自然”思想认定为“自然法”思想；三是把中国古代法典认定为诸种法律混合而不区分法律部门的法典。

　 作为“变法家”，梁启超对中国法学的如此巨大贡献，除了天纵多才的因素以外，主要源于他与中国古来变法家的三大差别。第一，是在野的变法家。在戊戌变法时期，他并没有参与变法的关键决策和执行。这比起李悝、商鞅、李斯、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张居正、沈家本等变法家的位高权重情形来，实有天壤之别。因为这种在野性，所以我觉得他更像一个法学家，正如古罗马的法学家们一般。因为在野，所以受当时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羁绊较少，比较能放纵学术思路的驰骋。第二，他是学问型的变法家。历史上的变法家，除了他们主张的法律改革方案及理由说明外，似乎没有多留下什么。梁启超则不然。他是中国古来变法家中“学者味”最浓的一位，其学术特别是法学学术方面的贡献，实质上远远超过了他在“百日维新”中所实际起的作用，其造成的历史影响也将超过他作为“变法家”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民主法治启蒙教育方面。第三，他是接受了西方新学术思想的变法家。中国古来变法家，无论多么高明，其变法思路，其思想养分，均不过来自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儒家法家思想，都不过是在自家的古董库里找依据和资源。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起，是最早从异域文化中寻找依据和资源的变法家。这决定了他的思想和学术成就的“超前性”。这也是他的思想学说后来长期被人们信奉的原因。

　

青海省人民政府


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若干规定

　（１９９８年８月１９日　青海省人民政府令第５号发布）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好地吸引外商来我省投资，加快全省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步伐，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外商投资企业，是指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
　　港、澳、台地区的投资者，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条　外商投资可采用以下方式：
　　（一）举办独资、合资和合作经营企业；
　　（二）购买、收购、参股、控股、兼并、承包、租赁国有或集体企业；
　　（三）开展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来件装配和技术转让；
　　（四）举办“建设－－经营－－移交（ＢＯＴ）”项目；
　　（五）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投资方式。


　　第四条　鼓励外商投资举办产品出口企业、先进技术企业、农牧业开发、内外贸、旅游项目和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经批准的金融项目；鼓励举办依托我省优势资源的开发、加工企业以及国家和我省鼓励投资的其他产业和项目。


　　第五条　外商投资举办产品出口企业、先进技术企业、农牧业开发、内外贸、旅游项目和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经批准的金融项目的，其企业所得税，由地方财政返还５０％。经营期在十年以上、出口产品产值达到５０％和先进技术企业，从获利年度起第一、二年免征企业年得税。
　　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地方所得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免征十年。免征期满后，经批准可继续减免。


　　第六条　外商投资举办一般性生产和非生产性企业，其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实际负担率超过２４％的部分。由财政部门给予返还，其中外商投资额在５００万元以上、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从获利年度起，第一年缴纳的企业所提税，由财政部门全部给予返还，第二年和第三年减半给予返还；并免征地方所得税三年。


　　第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对我省国有企业以兼并、参股、承包等形式进行改组改造的，被兼并、承包企业的历年欠税免缴滞纳金，企业年得税和地方所得税按照第六条规定办理。


　　第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将从企业取得的利润直接用于增加注册资本或用于在我省境内新投资举办企业，经营期在五年以上的，可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和地方所得税。


　　第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用地享有以下优惠：
　　（一）凡举办产品出口企业、先进技术企业、农牧业开发、内外贸易、旅游项目和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经批准的金融项目均可免缴土地使用费。
　　（二）凡举办一般性生产企业和非生产性企业，可减半缴纳土地使用费。
　　（三）使用荒山、荒坡、荒漠、戈壁土地，一律免收土地出让金和土地使用费。


　　第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取得采矿权，从事矿产资源开采的，其缴纳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留省部分的５０％由地方财政返还。
　　外商投资开采国家出资勘查过的矿产资源，中型以下（含中型）勘查程度在普查以下（含普查）的免缴采矿权价款；详查阶段的减缴７０％的采矿权价款，勘探阶段的减缴５０％的采矿权价款。
　　外商依法获得探矿权、采矿权后，州、县、乡政府除依法收取税费外，不得强行提出合作、合股、坐股、坐地分成等要求。


　　第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经过批准可免交地方行政性收费。


　　第十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自用车辆可在我省落户。在国内购买自用的汽车、摩托车等，免交地方附加费。


　　第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固定资产因特殊原因需要加速折旧的，经国家税务机关批准，可加速折旧。


　　第十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依法享有经营自主权，不受任何非法干涉。
　　外商投资企业享有用工自主权，其所需管理、技术人员和工人可在我省范围内公开招聘，也可到外省招聘和借用，从外省招聘或借用的，根据需要，经批准可办理城镇落户手续。
　　外商投资企业可依法自制定商品和服务价格。


　　第十五条　政府有关部门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予以优先审批。凡在审批权限内，符合审批条件的，十个工作日内办结各类审批手续。


　　第十六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向外商投资企业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
　　行政机关向外商投资企业收取费用，必须向同级价格管理部门申报，取得有关批准通知书后方可进行。对未出示批准通知书的，外商投资企业有权拒缴。


　　第十七条　对引进外商投资的中介机构和个人，按受益单位实际到位资金的０．５－３％由省内企业支付中介费。对于引进重大项目的有功人员，由省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第十八条　各级政府招商工作机构及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受理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诉。对职权范围内的投诉应在七日内作出处理并答复投诉者。


　　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省招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一九九五年三月一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发布的《青海省鼓励外商投资优惠办法》同时废止。